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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兼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主编的《翻译史研究》，2016年一辑收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叶霭云的《广东通事“老汤姆”及其宽和通学馆考》一文，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海禁后唐人如何与番人沟通种切。
《翻译史研究》（2016年）
未入正题，先说“老汤姆”之名何所得。原来“老汤姆”之外，还有“小汤姆”和“阿兰仔”……两个“汤姆”其实姓谭（Tan）和董（Tung），老番搞不清楚，一律称之为英美最常见的“汤姆”——年纪大的加“老”，年幼的称“小”。据叶君考据，文中的“老汤姆”，真名叶懋，他经营的“翻译社”，便叫“叶懋通事馆”。
是年清廷颁布《一口通商》谕令，指定西、荷、瑞、英、法、美等国商人，只能在广州做买卖，并且只准居于广州城西的“十三行商馆区”（此规定直至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才取消）。由于清廷拒绝与外商直接交往，遂委任一批广州人与外打交道，并负责为双方传译的“通事”。
岔开一笔，广州最早走向世界，与“西洋之国”通商（沿海潮闽地区人士则最早“过番”），华洋杂处、舻舢云集，“舌人”需求殷切，储有“通事”人才，不足为奇；1853年7月带领美国舰队（“黑船”）打开日本锁国大禁的伯里船长（Captain M.C. Perry；伯里是日本官式译名），便有广州人译员罗森，极可能是舰队于1853年4月在香港停泊十多天为伯里所物色的“香港仔”！笔者细阅陈雅晴的《亦趋亦离——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华人译员（1843-1900）》（收王宏志2015年《翻译史研究》），并无所见。这亦难怪，以陈文写的主要是当时港府通中英双语的“口译人员”，没有通英日文译员的记载。
“十三行”那些未受过正式训练的“通事”如何完成繁重的翻译工作，“构成中国翻译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精彩纷呈，以“通事”都是不学自通，说的是自创的“广东英语”，当中乌龙百出，事不可免；然而，大体而言，十八世纪广州十三行商人与杂乱如联合国“番人”的沟通，虽不圆满却可说成功，不然何以双方能够顺畅做成交易。换句话说，叶文指“广东通事是群待遇不高的‘出类拔萃’人物”，一点亦不夸张。
不过，经商贸易，只要双方各有所得，不管译员如何曲解误译，问题不大，但政治交涉“兹事体大”，错译便不得了！
2015年《翻译史研究》所收王宏志教授《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团的翻译问题》，大有可观。比如，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Macartney Mission）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Amherst Mission）与清廷交涉后均无功而返，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使团“没有合格的译员”，因此双方无法“有效沟通”……事实上，马戛尔尼成行前，曾派干员赴欧洲物色译员，几经寻觅，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传道会所办的“华人书院”（College for Chinese）找到两名愿当译员的中国传教士，“但他们不懂英语，中文水平也颇成问题……”此事惹得通晓中文的使团“翻译主任”、汇编《广东省土话字汇》的马礼逊大为不满。
合适译员如此难求，结果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G.L. Staunton）的十二岁儿子亦被聘为译员……这样的译员阵容，又如何能够增进中、英邦谊？
值得注意的是，两百多年前那不勒斯已有“华人书院”，可知意大利教会一早会致力“开拓”中国“市场”！
早年通外语的译员，不少是不学无术的市井之徒，既不精通“双语”，亦无职业道德可言，因此常有居中作弊假公济私鼠假猫威的事发生。读台湾“第一馋人”唐鲁孙的《说东道西》（台北大地出版社），意外发现两处（118页及147页）提及“舌人”为非作歹的事，不期然令人想起大陆及港台地区的抗日小说和电影中，那些日本人所雇地痞似的中国“舌人”……于《我所认识的还珠楼主》一文，作者说及这位以写《蜀山剑侠传》为国人所知、“风采雍穆”的小说大家，因版权问题与某出版社有争执，那位出版商竟通过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的亲戚，在日本人面前乱说一通，大扣帽子，让日本宪兵把还珠楼主捉将官里；在《张织云的遭遇》，唐氏亦有类似的记述：“早年翻译地位虽然不高，可是做了捕房的舌人，就能出卖风云雷雨了；他（译员）的太太也就借乃夫的‘特殊地位’，胡作非为……”
1963年三十一岁归化美国、两年后成为外交译员、于1997年以“国务院语言服务部”总监（director）身份退休的奥斯特（Harry Obst），五六年前出版的《白宫通译——翻译的经验》（White House Interpreter: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为非作歹，述说他充当数位美国总统如约翰逊、尼克逊、福特、卡特、里根译员的经验，笔者怀很大期盼购此书，以为奥斯特必会“大爆内幕”，哪知他写来十分平淡，想来守秘是“白宫译员”不可越雷池半步的最高指引，即使去职退休，亦不得说、写那些未见诸新闻报道的“内幕”。
《白宫通译——翻译的经验》
原籍德国的奥斯特，认为做个称职的“舌人”，除精通有关语文、还须具“万事通”式的常识，因为领袖会谈，很多时会逸出主题，尤其是那些“已建立私人友谊”的，因此，译员须不断进修，当然得天天读报、博览群籍及学习“潮语”……保密是另一项不可踰越的禁条；“政治审查”过关的“译员”，接受和总统相同的“简报”（Briefing），全属“国家机密”，因此对其有份参与的会见、谈判的内容，绝不能告知非与会者，这即是说，其所见所闻，不得向外人透露；“译员”有时会用笔记录一些重要的内容，这些“笔记”，不能作为“私产”而须于会后交给国家档案室（National Archives）保管……
在他服务过的政要中，他说约翰逊“不易服侍”而海格将军（A. Haig；尼克逊的幕僚长、里根的国务卿）是语言天才，掌握大量生僻词汇且“常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当他的“译员”如考试。
在一般人印象中，“译员”常识丰富，口舌便给，作起文来，必有可观，哪知事实并不如此，《白宫通译》既欠文采，当然没有太多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的内容。本书最后一旁写美国的通译培训，亦写不出所以然，仅知至世纪初美国只有一两家大学设译员专科……有一点应该一提的是，作者说在美国，不少人包括《华盛顿邮报》，“译员”与“通译”不分（252页），混淆了两者的工作性质。事实上，前者Translator后者Interpreter，一为笔耕一为舌人，用笔用口（当然都要用脑）大有分别，但一般人就是分不清楚！
本文主要谈“口译”（实时传译），但既是翻译，便有直译与意译的考究，因而拉杂补上一段。2016年《翻译史研究》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陶磊的日译西书《解体新书》中的“直译”和“义译”，对此两种译法，说之甚详，所涉虽为“医书”，亦具参考价值。陶氏说日本翻译家大槻玄泽（Otsuki Gentaku，1757-1827年）在所译德国解剖学《解体新书》中，提出“直译”、“义译”和“对译”三种译法。“直译”是指“用现成汉语词汇替换原词中的语素”，想与今天理解的“直接译出”相同；至于“对译”，指的是“音译”，而“义译”当然是“意译”……
此事让笔者记起多年前翻阅《甲寅》曾见有关翻译的文章，上下求索，果有所得。章士钊在日本时编汇纯文言的《甲寅》月刊（注明日本编行；英文名为The Tiger），第一卷第六号（1915年1月）有以“致甲寅杂志记者”（外稿皆以此形式出之）的短文《译名》，开篇便说：“从来译名之道。不出于义。则出于音。义译为常。音译例变……”作者张振民与编者秋桐讨论“义译”和“音译”的优劣，于今看来，平常至极，不去说它；有趣的是，文内提出“依康怒密”一词，看“上文下理”，估计为Economics的“音译”（经济学便是“义译”），张氏认为“依康老密”可译为学，“使见之者见一新字为非作歹，即起一种义之观念”。说的真不错，因为Economics的音译（“依康老密”似较恰可），对不通英文者有如谜语，令人望之却步，若译为“学”，便令人有一探究竟的兴趣！
顺便一提，原来9月30日是“法定”的“国际翻译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9月30日是“圣哲罗姆日”（St. Jerome Day），此公意大利人，神学生、虔诚天主教徒，因把《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拉丁文，大有功于《圣经》普及化，而于去世后约一千一百年获教皇封圣。“国际译员联会”（FIT）1991年定此日为“国际翻译日”，今年5月24日获联合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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