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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3 名被告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故意违反国家有关科研和医疗管理规定，逾越科研和医学伦理道德底线。
对贺案，国内外媒体予以极大关注，纷纷加以报道和评论。我们在此对有关评论进行梳理。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 ）认为，对于参与该研究的论文作者们，中国法院的判罚似乎主要关注了直接进行胚胎注射操作的科学家，即手稿的第一作者覃金洲。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 2019 年 12 月初公开了两份贺建奎未发表的有关手稿，而在这些手稿中共出现了 10 位作者，包括了实验室工作人员和生物信息学专家，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其他团队成员面临处罚。这份手稿显示，覃金洲所属机构有 2 个，其一是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其二是深圳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即罗湖区人民医院。基因编辑婴儿研究的实施地点正是深圳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罗湖区人民医院也向媒体通报，覃金洲是该医院的聘用员工，于 2018 年 1 月起以访问学者身份全职前往南方科技大学，导师为贺建奎副教授，时间为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 月。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题为《CRISPR 婴儿案判罚对研究意味着什么》，认为中国法院通过惩罚贺建奎等 3 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其中正面信号和负面信号兼而有之。
复旦大学科学政策研究员唐莉（ Tang Li）认为，这个判罚意味着中国对科研伦理的重视，是一个大的进步。
该领域的科学家则担心负面效应。文章引述北京大学基因编辑专家魏文胜等人看法称，贺建奎以后不太可能再进入中国的体制内做研究，这个判罚是对中国类似行为的震慑。正在依靠 CRISPR 来修饰胚胎对抗人类遗传病的科学家则表示贺建奎，虽然他们不担心自己研究的伦理问题，但贺案可能会带来寒蝉效应，使研究受到负面影响。科学家担心不涉及伦理的非胚胎细胞的基因编辑研究也会受到影响。
美国生命科学媒体 STAT 发表加州黑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约瑟芬 · 约翰斯顿（Josephine Johnston）的评论提出，美国会否起诉类似贺建奎这样的流氓基因编辑研究人员？
文章称，如果贺建奎是美国科学家，他的做法也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会受到雇主的制裁，研究经费被砍，以及吊销其临床研究资格。
他的研究工作也会是非法的。2015 年 12 月，美国才明确禁止人类生殖细胞的编辑，一旦有人违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取消其研究资格，同时依据《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当事人也会被处以最高 25 万美元的罚款和最高 10 年的监禁。
也有不一样的观点。STAT 还发表了基因工程初创公司 The ODIN 首席执行官乔西亚 · 扎纳 (Josiah Zayner) 的文章为贺建奎喊冤，称贺不应该被视作反派，更不应该入狱，尽管科学界没人会将贺建奎视作正面人物。
扎纳是一个科技激进的狂人。他拥有芝加哥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宇航局的空间合成生物学研究中心工作过 2 年，后于 2016 年离开 NASA，创办了 The ODIN 公司，目标是让普通民众在家中即可操作基因编辑。
2016 年，他给自己进行了全身微生物组移植，包括粪便移植。2017 年，在一次直播活动中，他用 CRISPR 技术敲除了肌肉生成抑制素基因，希望借此增强自己的肌肉。The ODIN 公司的顾问是鼎鼎大名的哈佛医学院教授乔治 · 丘奇（George Church）。
扎纳在文章中认为贺建奎应当被视作一名 “生物黑客”，也就是游离于机构外的科学家，而 ODIN 公司则是一个这样的“黑客” 组织。这些 “黑客” 更少接受监管，有更多的自由。扎纳认为总有一天，胚胎编辑将取得与试管婴儿一样的社会地位贺建奎，“那么人类胚胎编辑不再是新闻的那天，贺建奎还会是恶棍吗？”
这些看法显然过于激进了。科普作家方舟子认为贺建奎被判刑理所应当。贺建奎团队为了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控制的小概率感染，毫无必要地让一个正常基因失效，制造了天生就有免疫缺陷的婴儿，这种人体实验是极其不人道、反伦理的，可以视为是反人类罪，应该受到行政处分乃至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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