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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22任港督葛量洪，英文名 Grantham，中译名很有中国味，同时又参照了 Grantham的发音，可谓是做到了翻译的高境界港督，信雅达。按这个单词的标准译法，格兰瑟姆，对中国人来说反倒没那么朗朗上口了。
葛量洪上任时处于一个世界环境与香港周边环境都大变更的时候.首先日本战败,香港面临日占之后的重建。
然后英国衰落，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剩下没独立殖民地总督，也没法像以前那样，借大英帝国的威风牛逼哄哄。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新中国成立，这都和香港的命运息息相关。
从意识形态来说，港英自然和国民党是一个阵线，香港甚至是国民党妄图反攻大陆的一个重要阵地。
但从现实来说，如何与只隔一条深圳河的新中国打交道，才是香港生存的关键。
港英政府对于新中国这个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对象，一开始是排斥的，恐慌的，以及抵制的。
面对这种担忧，葛量洪首先是加强边境管理，停止深港人员自由流动。
在葛量洪之前，虽然香港属于英国殖民地，但边境是不设防的，人员可以自由往来。内陆方面的人可随意从深圳进入香港，香港人也可以随意回内陆，比今天的自由行还自由。
但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大陆俨然成了两个敌对的世界，就像东西柏林一样，因为意识形态，架起了关卡与铁丝网，从此，两地人员流通严重受阻。
促使葛量洪设置关卡也和难民涌入有关，1945年日本投降后，香港人口只有60万，由于国内内战引发的动荡，大量难民涌入香港。
1950年，香港人口飙升至240万，而且让葛量洪没想到的是，这些人来了还不走了。
为加强人口控制,葛量洪首次在香港实行身份证制。1949年8月17日起，所有满十二岁年龄者，一律需要到指定机关登记、编号、交相片、按手印，领取身份证。
香港身份证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后面入港人员和逃港人员，终其一生努力而梦寐以求的东西。
除了限制人口入境，葛洪量为防范新中国，接着就是把进步人士递解出境。
港英政府先后将电车工会主席刘法，港九纺织染业工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文艺作家及电影工作者司马文森、刘琼、舒适、马国亮、齐闻韶、沈寂、狄梵、杨华等，这些被认为和新中国有关联的进步人士，都在后续被递解出境。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
港府和英国方面的担心提到了嗓子眼，新中国和国民政府不一样，港英没有打过交道，也没有正常的沟通渠道，就知道解放军比国民党厉害。
当年英国舰队紫英号强闯长江，被解放军二话没说差点打沉。现在解放军二话不说打进来，解放香港也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
也就是14日同一天，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5兵团奉命驻守在深圳和香港的交界处。
对于来势汹汹的15兵团，葛量洪紧急修筑了不少防御工事，远在英伦的丘吉尔也叫嚣，“如果中国要收复香港，首先要踏过他的尸体！”
要知道，之前日本进攻香港，丘吉尔这个嘴炮也是类似这么叫的。上一任杨慕琦就上过他的当，结果成了战俘，丘吉尔自己潇洒的在英国继续抽着雪茄……
但是15兵团迟迟没有动作，中港边境一直保持平静。
港督葛量洪反应敏锐，是最早醒悟过来的英国人之一。
在新中国未成立前，他就注意到《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
葛量洪意识到，这是北京向港府发出的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如果抓住机会，香港的现存地位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很快，事实证明葛量洪的预感是对的，周总理通过秘密途径，对香港提出三个条件，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香港的现状就可以维系。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
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港英政府闻讯欣喜若狂，欣然接受。
1951年春，周恩来更是对香港明确了中央不解放香港的决定：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
正如毛主席的最终态度，留下香港这个窗口，来看世界。并用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作为对香港的最终决策。
历史表明，新中国领导人在那个时期，对香港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是无比正确的。用“远见卓识”、“高瞻远瞩”这类词来加以形容，也实在不过分。
葛洪量总算放心了
但是，新中国一直对香港保持善意，港英则从来没有对新中国放弃敌意。
尤其在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联系上，一直藕断丝连。在某种程度上，香港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基地。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发生爆炸，除一名机组人员，机上全部人员遇难。本来周总理准备坐此趟飞机，因临时有事换乘而幸免。
经印尼调查委员会排查，这次事件的原因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致，定时炸弹爆炸的时间是12小时，根据时间推算，定时炸弹只能是在香港启德机场上安装上去的。
这分明是一场针对周总理的暗杀，中国方面认为：
“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要求英国和香港当局彻底查究这一事件。
港府怀疑爆炸是与一名男子周梓铭有关，港府表示要努力调查此事，“使肇事者归案法办”，结果却任由罪犯溜往台湾。港府曾向台湾方面要求引渡该嫌疑分子，但台湾方面并无明确答覆。事件逐渐不了了之。
从各种迹象看，港府放水行为明显，与台湾一直是一种藕断丝连的巧妙勾结。
其实一直到1997回归以后，2020年6月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前，香港都是一个各类反华势力特务间谍活动的基地。
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国民党在香港策划了更为恶劣的“九龙暴乱”。
1956年10月10日，在九龙，一批国民党特务分子利用港府徙置区督察撕去了国民党旗帜的事件，聚集香港黑社会势力，发动了预先策划好的有组织的暴乱。
暴徒首先是抢掠和捣毁与内地有贸易关系的公司和商号。后来，暴徒又向他们认为是属于左派的，也就是立场与新中国一致的工会和工人发动疯狂的进攻。
这场暴动在荃湾地区被杀者超过30人。尤其在对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击。五百多名暴徒用木杠、竹杠、水管、石块、啤酒瓶以及火水电油轮番发起进攻。
在这场惨剧中，该所全体女职工均被暴徒当众轮奸，男职工中3人被折磨致死，8名重伤。
九龙暴乱从10月10日下午二时开始，至10月12日止，因暴动致死者至少四十七人，重伤者无数。
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对指责葛量洪政府对国民党特务采取了纵容和包庇的态度，提出严重抗议。
在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下，葛量洪于12月23日就九龙及荃湾暴乱事件向英国殖民地部呈函，掩盖事实真相，洗刷国民党特务分子制造暴乱的罪行，推卸自己的责任。
对于葛量洪的报告书，中国外交部于次年1月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和揭露。声明指出，九龙暴动事件香港英国当局一贯包庇和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结果导致。
葛量洪于1955年10月4日卸任之前，以私人身份前往北京游览。游览期间，周恩来颇为意外的邀请了葛量洪一起吃了一次午餐。
当时澳门准备来个葡萄牙占据澳门400年庆典，在全世界公开宣称澳门是葡萄牙的一个海外省，并且在此之前还在拱北口岸与中方发生一次小型摩擦交火，就是“关闸事件”了。
由于新中国与澳门没有直接官方往来，周恩来希望葛洪量向澳督带个话。
周恩来在午餐期间突然对葛量洪问道：“听说澳门政府正准备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活动港督，阁下知道这件事情吗？”
澳门举行庆祝活动， 与其毗邻的香港自然也得到了邀请，葛量洪绝对是知情的。
葛量洪思量再三后只能如实回答：“听说过，我收到了请柬，也接受了邀请。”
周恩来当即严肃起来：“中国政府和人民都不喜欢这种典礼，澳门和香港的中国人也不喜欢。我认为这个典礼应该取消，阁下的意见呢？”
葛量洪左右为难地说道：“澳门政府确实不应该大肆庆祝，其实有一天的活动就足够了。”
周恩来显然不满意，直接警告道：“葡萄牙搞这样的庆祝，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整个典礼必须取消！”
葛洪量清楚，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之前的清政府了，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可是让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吃了一个大亏，早已衰落的葡萄牙又怎么能抵抗中国军队呢？
回去后，特意将与周恩来的谈话内容绕过澳督史伯泰，直接发给了里斯本葡萄牙政府。
葡萄牙政府也知趣，知道朝鲜战争后中国政府的厉害，赶紧通知澳督史伯泰取消庆典。
澳督史伯泰
史伯泰接到通知还在纠结，跑去香港找葛洪量核实，葛洪量原原本本把周恩来的谈话告诉史伯泰。
史伯泰权衡了一下利弊，想想算了，庆典还是不搞了，搞了说不定澳督也没得当了。
要没这次总理和港督的午饭，澳门不取消庆典，估计澳门回归不用等到1999年了。
港英政府没有以葛量洪的名字命名街道，但命名了一家医院，“葛量洪医院”
孙子兵法有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当时解放军要解放香港易如反掌，但这种兵戎相见后，更多是同室操戈，中国人变成炮灰。
把眼界放长远一点，我们不仅没流一滴血，最终和平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更在这个过程中，让香港发挥其独特长远的价值。远比逞一时痛苦，在当年拿下香港要更体现上兵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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