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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王与马，共天下
建武元年(317)二月间，司马邺的讣告传至江东，司马睿在群臣的推举下，即晋王位，次年又即皇帝位，改元太兴，定都建康（避讳司马邺，易建邺为建康）。史称司马睿为晋元帝。
为区别于建都洛阳的那个晋朝，史家将前者称为西晋，后者称为东晋。
此时，东晋据有之地，不过长江中下游和淮河、珠江一带，其人口结构较为复杂，除本土吴人之外，还有大量侨民。在此，我们可用“过江之鲫”“新亭对泣”两个典故，来形象地呈现当时的情况。
前者，说的是永嘉之乱前后，北方的士民们纷纷南渡之事。清人魏子安便在《花月痕》中写道：“过江名士多于鲫，却有王敦是可儿。此客必然能作贼，石家粗婢相非皮。”
后者，说的是过江诸人对故土的深切怀念，他们痛心于国难，但却又无可奈何，唯有相对而泣。《世说新语·言语》中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新亭，位于南京西南方向，有着隔江凭山的景色，可说是“江南佳丽地”，但一眼望去，昔时江山已然面目全非。中原残破、百姓离散，怎一个惨字了得！士人们念及此事，不禁潸然泪下。
但此时，与周侯(周顗)的“坐而叹曰”不同的是，王导却在激励诸君振作有为，襄辅王室，恢复旧土。
这个王导，是东晋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王谢二族在东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照史家田余庆的看法，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权的主要特点，它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在这个门阀政治的体系中，一开始居于核心地位的，正是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在西晋时期便已赫赫有名。在地缘关系和结纳名门传统的影响下，司马睿与王导（世袭祖父王览的爵位）关系极为亲密。
彼时，天下乱象丛生，王导一心辅佐司马睿，期冀能再复朝纲。永嘉元年(307)，在王衍（王导的族兄）、王导、司马越王妃裴氏等人的建议下，司马越委派司马睿出镇建康，王导也随之一并南渡。
依司马越的意见，他们须承担起筹措军粮的重任。当然，司马越无法预料后来的永嘉南渡，更无法预料东晋的继立。故此，司马越委任司马睿一事，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然而，想要在江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也绝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的仕途不再像以前那样畅通无阻，朝廷虽然也下发了优待南人的政策，可南人终究还是受到北人的歧视。故而，司马睿来到建康一个多月，根本没有人前来归附。
所以，王导的主要任务，便是拉拢南方士族。
如何才能成功拉拢他们？王导与其兄王敦商量后认为，司马睿初来乍到，没有树立威仪。
这事也好办。不久，他们组织了一场“阅兵仪式”，司马睿占据主位，吸引眼球，王导等人跟随其后，助其阵势。江南望姓，莫不惊惧，纷纷拜服于路旁。
既然这一招已经发挥了效果，那就趁热打铁。王导亲自去拜访当地最有名气的两个人：顾荣、贺循。因为搞定了他俩，就不怕其他人不来归附了。
自此以后，江南民心逐渐顺附，连担心国势衰颓的士族桓彝、周顗也增强了信心。司马睿和王导的根据地，自然也就越建越牢固了。
想当初，永嘉南渡成为风潮，渡江之人不唯士族，到此避难的普通百姓，也超过了半数。说实话，有了这样的政治班底和人口数量，司马睿不可能没有再进一步的打算。所以，招揽才俊的做法，无非是为了图谋大事。
只不过，司马邺一息尚存，他们唯能面北称臣，不敢逾矩。
到了第二年，囚徒司马邺到底还是死了，至此司马睿这个远支，才有了登上御座的机会。
终于，在王导和族兄王敦的协助下，这个偏居一隅的小朝廷，勉强建起来了。在接受百官朝贺时，司马睿一再请王导与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摇摇头。他是个明白人，不愿上去显摆招摇。
一套说辞相当漂亮。“如果太阳也和地下万物处于同样的位置，那么老百姓又该到哪里去沐浴圣光呢？”这是说，太阳有太阳的地位，万物有万物的身份，大家要有这个自觉。
王导确实是个很自觉的人，但可惜的是，如他这般自觉的人，纵是在琅邪王氏里也没有几个。更令人嗟叹的是，“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就此成型，它将影响东晋的百年基业。
大成国：丞相也有世袭制？
公元318年，按大成的纪年，为玉衡八年。
这年四月间，范长生仙逝于成都从龙之功，李雄任命其子范贲为丞相，此人之前担任着侍中一职。
从西晋开始，以侍中作为三公的加衔，拥有参政的权力。东晋建立之后，温峤在晋明帝时期便官拜侍中，“机密大谋皆所参综”。由此可见，两晋的侍中已是事实上的宰相。
一般来说，“宰相”指的是一种制度，“丞相”才是官名。
在官制方面，李雄基本袭用了西晋的那一套做法。这就是说，范贲在其父过世之前，已是下任丞相的不二人选了。看至此，这不禁使人产生一个疑问，难道大成国的丞相一职，还是世袭的不成？
这个话题，还得从大成建国以来的大事说起。
公元304年十月，李雄自立为成都王，旋即改元建兴。
李雄废除晋制，自立法度，史载有七章之多，细节不详。为保证权力的集中，李雄以李骧、李始、李离、李云、李国为太傅、太保、太尉、司空、太宰，又任命阎式为尚书令，杨褒为仆射。
李雄
两年后，李雄尊范长生为丞相，以“范贤”相称。六月间，李雄登上帝位，改元晏平，定国号为大成。李雄追尊亡父李特为景帝，庙号始祖；又尊其母罗氏为皇太后。范长生也获得了“天地太师”的称号，得到了“复部曲、免税”的优待。
同年年底，以司马炽即位、司马越专权为标志，动摇西晋国本的“八王之乱”总算宣告终结。
回顾先前所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李雄所建的大成国，虽源自一个流民组织，但却有着很清晰的发展目标和明确的用人意识。其政权的建制，亦是顺势而为，加之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这才保障了国祚的绵延。
只是，在起初的草创阶段，李雄遇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难题。
当时，朝廷内外法纪不明，礼仪混乱，那些自以为有着“从龙之功”的将军，时常争夺班次位置，他们虽无反心，但却不讲究君臣之别。这情形，与西汉初立时的景象有得一比。
李雄刚开始不以为意，但尚书令阎式却上疏称，法纪就是拿来遵守的，而今国家基业始建，百事待兴，诸公大将便时常争抢位次，这与典章旧制相违，实在不妥。
阎式直陈其弊，李雄深以为然，逐渐立起了规矩。
与此同时，李雄又坚持唯才是用的标准，在之后数年里，李雄夺回了梓潼郡（李离和阎式为部下所害，曾丢过梓潼），攻陷了涪城（趁着罗尚去世），取得了汉嘉郡（今四川雅安）、涪陵郡（今重庆彭水），并招抚了归附的士民，对他们予以宽免税役的待遇。
《汉书》中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李雄在治国方面深谙此道。且不说官府“无事不扰民”的作风，就拿“不与民争业”这一点来说，他的做法都很值得世人为他点赞。
如王仲荦等史家所言，大成国的赋税非常低。成年男子每年只需交三斛谷（女子减半），至于户调，每户只需交几丈绸，数两丝绵。
没有对比就不知道差距，此时西晋的赋税是什么标准呢？在田租方面，每五十亩收租四斛，户出绢三匹、绵三斤，其他的苛捐杂税更不必说。
因此，大成所辖的益州、梁州，自然成为乱世中的一片乐土。以至于出现“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邢不滥及”太平景象。《晋书》中也不吝赞美之词，对其评价道：“薄赋而绥弊俗，约法而悦新邦。”
那么，李雄为何会致力于打造一个这样的平民化政权呢？因为，丞相范长生的执政宗旨便是“清心寡欲，敬天爱民”，故此，多年以来，李雄并不穷兵黩武，而是以“休养生息，薄赋兴教”的理念来治理国家，方才赢得了政役宽和、恩威远播的“开门红”。
可以说，马上打天下的李雄，没有陷入“马上治天下”的窠臼，靠的主要是范长生那简单而又深刻的执政宗旨。作为范长生的长子，范贲基本上继承了父亲的思想和号召力。
因而，范贲成为新一任丞相，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不能完全被视为“世袭”。
汉国：一代不如一代
公元318年，按汉国的纪年，为麟嘉三年、汉昌元年、光初元年。
看看这年号，套用一下琼瑶的台词，“那真是忙碌、紧张、慌乱的一年”。
三月里，太子刘粲得到了晋军渡河偷袭的消息，但他并不相信对方敢来，没有惊动将士。结果，耿稚等人分十路围攻刘粲所部，以致汉军大溃，死伤过半。一片慌乱中，刘粲逃了出去，保得了小命一条。
刘粲
得知对方兵力不足，刘粲这才策军进行反攻从龙之功，但可惜的是，即便在刘聪派人增援的情况下，他们也没能在短时间内战胜晋军。最终，耿稚突围而出，奔向虎牢。
不日后，汉国的螽斯则百堂突发火灾，在火灾中丧生的竟有21人之多，其中包括了会稽王刘康。“则百”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思齐》中“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一句，《毛传》释之曰：“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在后世，“则百”便用来代指多子，“螽斯”的意思与此相同。
史载，刘聪闻知噩耗后，“自投于床，哀塞气绝，良久乃苏”。这真是人间惨剧。
自此以后，刘聪行事益发奇诡，不久后册封了中常侍王沈的养女为左皇后。尚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等人以为不妥，纷纷上前阻谏，被触痛逆鳞的刘聪大发雷霆，下旨将他们送上了刑场。
临刑之前，王鉴痛斥王沈、靳准（负责监斩），又怒骂靳准之心残忍如畜，终有报应。今人说“天道好轮回，苍天绕过谁”，靳准的报应来得确实很快，咱们下一节就来说这个事。
大概是觉得自己未曾让后宫美女“雨露均沾”吧，刘聪刚册封左皇后不久，又立太监宣怀的养女为中皇后。有了左皇后，又有了右皇后，刘聪这才稍微满意了些。
写至此，咱们来给刘聪算个账，他一共拥有10位有名号的皇后，前期诸后是呼延氏、张徽光、刘娥、刘英（追谥）；后期诸后则是上皇后靳月光（靳准女）、樊皇后（张徽光的侍婢），左皇后刘氏、王氏（王沈养女），右皇后靳月华（靳准女），中皇后宣氏。
靳月光
靳月华
再来算一个账，后宫中无皇后名号而佩皇后玺绶者，还有7人。
终于，后宫的法度尽数乱了，刘聪的阳寿也到了彻底耗尽的时候。精力真旺盛，然后肾虚了。
六月间，刘聪卧病不起，预感到自己命不久矣，他便委任大司马刘曜担任丞相兼雍州牧，石勒担任大将军兼领幽州、冀州牧。对此，石勒辞而不受。
其后，刘聪又命上洛王刘景、济南王刘骥、昌国公刘、朱纪、呼延晏分别担任太宰、大司马、太师、太傅、太保。这些人，都同领尚书之事。
至于范隆，仍为尚书令、仪同三司；而外戚靳准，则拜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他们两个人，负责轮流决断尚书的奏议。
安排好职任后，刘聪于此月十九日驾崩。隔日，太子刘粲即位，尊皇后靳氏为皇太后，立妻子靳氏为皇后，嫡子刘元公为太子。随后，刘粲改年号为汉昌，大赦天下。
刘粲继位之后，做出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明面里，他将大行皇帝刘聪葬在宣光陵，上谥号为昭武皇帝，庙号为烈宗；暗地里，他却以自己的方式“关怀”着他的庶母们，靡乱无度。年轻人玩的挺花啊！
此外，刘粲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可说是十足的败家子。
众所周知，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可咱们把刘渊、刘和、刘聪、刘粲这一串名字数下来，却也只能慨叹一句，“眨巴眼养个瞎儿子——一代不如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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